Menu
header photo

五柳村导读

Search

Archive

Comments

There are currently no blog comments.

Blog Component

查建国:中反韩,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March 16, 2017

---与环球时报争鸣之448

11日一艘国际邮轮停靠韩国济州外港,船上3400名中国游客拒绝按计划下船旅游。此事震惊韩国,韩媒惊呼“史无前例” “难以置信” 。环球时报评论员单仁平13日发题为《从3000多中国人拒绝下船游韩国说起》一文。文说:“我们认为,如果实情与韩媒的分析是一致的,那么邮轮上国人的爱国热情值得赞赏,他们拒下邮轮的抵制方式也是文明的,对韩国舆论亦形成冲击力,我们因此给予该船游客一个高分。”这得“高分” 的3400名游客全部来自中国一个传销公司的奖励观光团。12日又一邮轮到济州,船上的2300名中国游客下船正常旅游,这让环报情以何堪?

在环报这些操手鼓动下中国大陆刮起一股反韩风,起因是“萨德” ,说是打破了核战略平衡。 但韩无核,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反韩是给美国看的。俄在中边境同样部署了先进雷达,监测覆盖中国大陆,为何只反美不反俄?道理也简单,因视美为敌,内压人权,外反美国,已是当前中共政治大格局。

全球核博弈现重点在反导领域,美下大力气部署全球反导系统是防朝,但更重要的就是要降低中俄核打击能力,中反击倒也正常。可为什么又不直接在经贸上制裁美国呢?是真不敢。因特朗普正想在经贸上制裁中,你若主动挑事,正中其下怀。

不敢与美打经贸战,但说些大话还是可以。环报在9日一篇社评中说:“一旦美国的反导行动和战略压制变本加厉,中国必要时还可重新考虑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基本国策。”美有可能为钓鱼岛、为台湾、为南海航行自由而与中擦枪走火或局部战争。美常规军力占压倒优势,中国打不过就首先使用核武器吗?可惜美不是沛公,被你一舞剑就吓得落荒而逃。环报竟敢鼓动当局首先用核,这是要将中国亿万国民带入万劫不复之地呀!
2017 / 3 / 15北京

蔡詠梅::觀看艾曉明《夾邊溝祭事》所感

March 16, 2017

用視像揭開中國古拉格的黑幕

—— 觀看艾曉明《夾邊溝祭事》所感
蔡詠梅

 毛澤東時代,以強制政治犯和刑事犯從事奴役勞動為特色的勞改農場遍及全中國,臭名昭著的有東北興凱湖農場、北京清河農場、青海勞改農場、四川峨邊沙坪勞改農場、長壽湖勞改農場等,但在整個中國的古拉格系統中,夾邊溝這個中國戈壁沙漠邊緣的勞改農場只存在了短短七年,而且規模也不大,只算是個小型農場,但引起的關注最大。迄今已有許多作家和研究者為這個農場發表了專著,相繼有甘肅作家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夾邊溝死難者後人趙旭的《風雪夾邊溝》、丈夫死於夾邊溝的女右派和鳳鳴的《经历—我的1957年》,甘肅定西縣作家王吉泰的《大祭靈》、前酒泉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邢同義的報告文學《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2010年的《南都周刊》的特別報導《甘肅夾邊溝農場50年》,鳳凰衛視的夾邊溝專題報導,此外尚有王兵的紀錄片《和鳳鳴》,以及劇情片《夾邊溝》等。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艾曉最近又在香港首映了她長達408分鐘(近7小時)的五集紀錄片《夾邊溝祭事》,將夾邊溝勞改農場真相的挖掘和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

為什麼毛澤東的勞改農場中,夾邊溝最惡名昭著?

我想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夾邊溝勞改農場集中代表了毛澤東的兩大歷史罪惡——大規模迫害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及大躍進失敗造成三千多萬人死亡的大饑荒。夾邊溝勞改農場三千多犯人,絕大多數是右派分子,當時甘肅的知識精英和黨內幹部被打成右派的大都集中在這裡,其次是所謂的反革命分子,刑事犯所佔比例很小,前兩者都是政治犯。夾邊溝可以說是關押右派分子的集中營。

第二,這個右派分子集中營在大饑荒的結局最慘烈,餓死的比例非常高,因此也最具有代表中國古拉格的符號象徵,用艾曉明的話來說,夾邊溝就是中國極權主義制度製造的滅絕災難的一個縮影。     

當年全國大饑荒,甘肅是重災區,夾邊溝所在的張掖地區人口兩百萬,就有多達五十萬人非正常死亡。1960年春當中國農村餓殍遍野的慘狀已無法隱瞞時,中央被迫出面善後,第一解決的是河南信陽事件,第二就是所謂甘肅通渭事件,第三也是甘肅的中寧事件。可想而知甘肅飢荒之嚴重。而偏遠荒涼、自然生態極端惡劣的夾邊溝農場更是重災區中的更重災區,作為政治賤民的右派分子,他們面對飢荒的災難更加無力和脆弱。夾邊溝這片荒漠的土地生產本來只能養活幾百人,但當局卻在此流放了三千多政治犯,強迫他們在飢餓的狀態下從事高強度的勞動,在全國的大饑荒還沒開始的時候,死亡已開始籠罩著夾邊溝這個奴工營。到甘肅大飢荒達到最高峰的時刻,夾邊溝的右派分子竟然被拋棄到一片荒野中任其自生自滅。結果夾邊溝三千多右派分子最後只有約五百人活著離開這個死亡集中營,其餘都成了荒野中的冤魂。在艾曉明幾十年後到現場拍攝取景時,還可見到“白骨露於野”。

即或在大饑荒重災區已夠悲慘的當地人眼中,夾邊溝也是一個比他們遭遇更可怕的悲慘世界。當地人一直傳聞夾邊溝的人已死絕了,他們不相信能有五百人從這個地獄中活著出來,認為這是一個假報的或被人為高估的數字。這個懷疑是可理解的,因為夾邊溝總共有多少右派分子,最後死了多少,活了多少,至今仍是被掩蓋的國家機密,上述所有作家和調查者都無法查到準確的數字。在1960年的冬季,中央監察部長錢瑛到張掖視察災情時,途中無意發現荒野溝壑中堆積著數百具無人掩埋的餓殍屍體,才解救了最後的倖存者。倖存者說,若非錢瑛無意發現和解救,夾邊溝的右派分子真的可能會全部死絕。

在香港的首映式上,參加《夾邊溝祭事》拍攝的北京老右派任眾披露說,最後逃得一命的右派,他們能活著走出夾邊溝,除了頑強的生存意志,不擇手段如野獸般地尋找食物,許多人是靠吃餓死的難友才能活下來。片中,有兩位倖存者談到了人吃人。其中一位說,夾邊溝餓死的人骨瘦如柴,全身沒有一點肉和脂肪,要吃只能挖出他們的內臟來吃。

片子無法以視像還原當時慘絕人寰的可怕場景,但聽任眾此說,馬上想到看過的一部美國記錄片,美軍解放德國納粹集中營時,那些兩眼空洞已成一具具人形骷髏的囚徒,以及一車車被當作垃圾一樣被鏟走掩埋的乾屍。

當然夾邊溝絕非中國古拉格中最慘烈的唯一個案。四川獨立記錄片製作人謝貽卉的紀錄片《大堡小勞教》披露的另一個兒童奴工集中營也相當令人觸目驚心。位於四川大涼山原始森林邊緣的峨邊沙坪勞改農場大堡作業區,五十年代管制勞教了五六千流浪兒童及問題少年,最小的僅9歲,最後有2600少年餓死於這場大饑荒。相信類似於夾邊溝和大堡小勞教這樣恐怖的死亡集中營,在毛澤東時代應該還有不少,尚待後人去發掘出來。

對毛澤東的暴政,中共當局至今一直力圖掩蓋和修飾,以至今天的許多中國年輕人對一個發生在其父輩身上,高達三千多萬人死亡的人為大飢荒竟然一無所所知。

在艾曉明的《夾邊溝祭事》中有這樣的一幕。一位老人在大飢荒中有兩個家人餓死,他的孫兒不相信有這回事,對祖父說:現在的人節食減肥都困難,哪能沒有東西吃?還說如果政府不給吃,為何那麼老實不反抗。看得正悲戚不已的觀眾當場忍不住爆發笑聲。

曾經歷共產極權黑暗時代的捷克作家克里瑪(Ivan Klima)說,我們應該以對抗遺忘來對抗死亡。另一位捷克作家昆德拉說,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對於我們有同樣慘痛經歷的中國人,面臨同樣的歷史拷問。我們要不要對抗遺忘?要不要去喚起那些被強權封存的黑暗歷史記憶?要不要去挖掘那些可怕的真相?能不能讓中國的奧斯維辛就像夾邊溝的冤魂白骨一樣被掩埋在歷史的荒漠中?

如果我們選擇逃避和遺忘,冤死者得不到歷史的正義,群體滅絕罪的兇手無法受到歷史的審判。而更重要的是,如果無法釐清歷史,中國將永遠無法走出極權專制的怪圈,以至於如資中筠教授所說,一百年過去,中國幾經變遷,但依然老樣,“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

對抗遺忘,第一是要將掩蓋的歷史真相挖掘出來,就是要搶救歷史。第二就是要用某種形式將這個歷史真相呈現於公眾,讓被蒙蔽的人,尤其是未經歷這些歷史的年輕一代知道二十世紀的中國到底發生了哪些可怕的悲劇。第一點來說,上述的作家、學者、電影工作者,以及歷史事件的當事人都做了很好的工作。而第二點,因看了《夾邊溝祭事》讓我思考一個傳播技術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這是事實,但還是有人不是不知道事實,但仍然原諒大飢荒的元兇毛澤東。這是為什麼?因為人對於某件事某個人持何種立場,不僅是靠事實的認知,還要取決於他的價值觀念和情感。如果一個人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再多再堅實的真相都無法改變他的立場。但有的則是因為感情的包袱。多年前,我曾訪問過香港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他是香港的傳統左派,傳聞是位共產黨員,但他不承認。在訪問中他告訴我說,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我問他,文革結束後,知道了共產黨許多黑暗的東西,為什麼還要做他們的黨外布爾什維克,他說,這就像愛上一個人,有了感情一樣。

很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驗,當獲知某個真相後,不是立刻轉變立場,首先是情感上受不了,很痛苦,拒絕相信真相,要經歷一段感情煎熬的時期,慢慢消化事實真相後,才會逐漸改變原有的認知。但也有人則會因為真相的強烈衝擊直接打動了良知而即刻改變原有的立場。

以前我們是用筆來揭露現實和歷史的黑暗和醜惡,我本人至今也是如此。但近年來,隨著數碼傳播技術的發展,大陸湧現出一大批獨立電影製作人,他們是用鏡頭,用視像來做我們做的工作,拍攝了許多反映社會現實和歷史真相的好片子,僅這一年來我個人在香港已看了好幾部這類記錄片,每次都被感動得眼淚稀里嘩啦。就大眾傳播的作用來講,電影視像比文字更直接,在情感上更易感染到人,因此更易喚起人的同理心(empathy)。

《夾邊溝祭事》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劇場首映,相當成功。事先登記的觀眾完全爆滿,未登記的在外面排著長龍等待候補,使得組織者、工作人員和義工全都得讓出自己的座位,但最終仍有20幾人無法入場。近七個小時的馬拉松放映,沒有人顯示厭煩,有事不得不中途離場的也以購買《夾邊溝祭事》的DVD作為彌補。場外DVD很快全部售罄。場內,觀眾心情隨著片子的情節起伏,看到悲慘處,全場一片唏噓抽泣的聲音,我也頻頻摘下眼鏡拭淚。

《夾邊溝祭事》採訪了大量的當事人,最大可能地復原了歷史的真相,而同時倖存者和罹難者家人面對鏡頭的回憶,讓我們能直接感受到他們的痛苦。首映之夜,最多的觀眾是年輕人,不少是講國語的大陸學生。面對衝擊力如此之強的視像,他們內心一定相當震撼。不管他們原來對這一歷史真相是如何認知,當他們走出這個劇場時,其認知、觀念和情感,一定有相當大的轉變。我想這也是《夾邊溝祭事》首映成功的原因之一。如果中國有幾部這樣的片子能夠公開放映,一定會像原子彈一般,頃刻之間就會徹底瓦解整個毛粉大軍。

從大眾傳播的感染力度來講,視像應該是優越於文字的。當然這不是說,劣質的視像作品也會好過文字,而且兩者各有功能,相互無法完全取代。我只是認為這些獨立電影工作者在反抗遺忘的工作中開闢了另一個天地,在向普通民眾傳播真相中可以起到文字工作無法起到的作用。我想這可能是本來從事文字工作的艾曉明最後拿起攝錄機的原因之一吧。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刊登日期: Tuesday, March 14, 2017

何清涟:朴槿惠的悲剧:成败皆因“造王者”

March 15, 2017

2017年3月15日 08:03
--------------------------------------------------------------------------------
 
下台的朴槿惠回到首尔的家,问候支持者(2017年3月12日)

VOA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在长达一年多的“倒朴风潮”之后,3月13日,韩国宪法法院终于宣布罢免这位朴槿惠。参与总统弹劾案审判的李贞美代院长在发表离职演说时,引用中国古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的名言“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强调要实现法治主义,却无法抹去该案浓厚的政治色彩。只是于韩国而言,正视这一点,可能得迟至10-20年之后。

梳理涉及朴槿惠的相关资料,只能得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朴槿惠从走上政途那天开始,在收获成功之时,就预埋了失败的种子,她与“造王者”崔太敏父女两代的关系,既是她成功登上青瓦台的保证,也是她今天黯然辞别总统府的因由。

朴槿惠的人生支柱:虚拟“亲人”持续送温暖

朴槿惠曾以一段话感动过无数韩国人:“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这位声称自己“嫁给了国家”的女总统,最后栽在了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闺蜜”身上,看起来似乎荒唐,但却有其必然性。因为这个“闺蜜”的角色远非只是闺蜜,她是朴槿惠人生中最重要的精神导师、甚至可以说是“造王者”崔太敏的女儿。

造王者(Kingmaker)是特指那类能够在君主继承权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关键人物或集团,这些人利用政治、资本、宗教、军事、意见领袖的势力,决定未来君位归属。民主政治中,大的利益集团联合起来也能够造王,比如美国2016年大选过程中,政治、经济与媒体等精英联盟联合造势,希望将希拉里送进白宫。在朴槿惠的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刻,崔太敏几乎像及时雨般适时出现,人力、资金、精神安慰,每场及时雨都来得及时,浇得很透。没有这些及时雨的滋润,朴槿惠不可能在漫长的政治征途上获胜。2006年大选前夕,“导师”崔太敏虽已故去,但其第五个女儿崔顺实却全盘继承了父亲在朴槿惠心中的信任,陪伴在朴槿惠左右,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父女两代都持之以恒向朴槿惠送温暖,当然不是出于对朴槿惠的爱。由于朴槿惠的特殊身世,注定这种送温暖从一开头就是一场政治投资。朴槿惠之所以能够成为崔氏家族的政治投资对象,则是因其家世渊源,其父朴正熙是韩国第5至第9届总统、掌握政权长达17年。

无须否认,亚洲价值观特别重视裙带关系,无论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政治与社会资本都具有依血缘关系在世代间转移的特点。北韩是典型的王朝世袭,即使是被视为亚洲民主典范的日本,其政治也不脱资本世代转移之特征。缅甸的民主女神昂山素季走上政治长途参赛的原始资本,也因她的父亲是被缅甸人民尊称为“国父”的昂山将军。与其他总统后裔相比,朴槿惠还有一些值得投资的亮点:一是其父任内的“汉江奇迹”,有如夜空皓月,为韩国人留下了明亮的记忆;二是其父在第五任期第一年被暗杀的悲情历史,以及“嫁给国家”的独身女性身份,都容易触动韩国人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

造王者是投资者,不是慈善家

造王者之所以造王,不是为了做慈善,而是出于牟利目的。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造王者是战国后期的巨商兼政治家吕不韦。吕不韦到赵国邯郸做生意,偶然遇见了秦国派在赵国做质子(人质)的王子异人,认为奇货可居。但他心里没有底,于是向其父亲请教。他问其父亲,“耕田能够获利几倍?”其父答称:“十倍。”“贩卖珠宝玉器的赢利是多少?”其父回答说:“百倍。”吕再问其父:“立国家之主(造王)赢利几倍?”吕父回答:“获利不可胜数。” 经此一番咨询,吕不韦心中有底,开始了他那著名的“造王”战略投资,这段对造王进行成本核算的名言从此永垂青史。

但观诸历史,“造王者”与王之间的关系很难善终。英国亨利六世时的沃里克伯爵(Richard Neville, 16th Earl of Warwick,1428-1471),是“玫瑰战争”中著名的造王者。他1461年帮助约克家族的爱德华四世登基,数年后与爱德华四世的关系趋于紧张,他居然成功地赶走爱德华,让被废黜的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六世恢复王位。吕不韦造王有功,曾被秦王尊为“相邦”,号称“仲父”,专断朝政,但一旦秦王长大,则被厌弃,被逼自杀。这种关系难以全始全终的原因,在于王者被立之后,造王者总想继续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而王一般不甘于继续受制,一旦强弱易势,关系必然破裂。

朴槿惠与其闺蜜的关系当然有别于古代君主和造王者的关系,但造王者要求政治回报这一点却不会变。早在2007年总统选举前,朴槿惠与李明博进行大国家党(新世界党前身)总统候选人的党内竞选时,李明博阵营曾就朴槿惠与崔太敏一家的特殊关系进行质问:“如果朴候选人当选总统的话,崔氏一家会有操纵国政的可能性吗?”,但这一质疑,却遭到朴槿惠的激烈反击,说对方会遭“天谴”。由于当时朴槿惠是国民宠儿,这一质疑就如一阵轻风吹过,在朴槿惠走向青瓦台的路上没有造成障碍。

朴槿惠必栽的几大原因

既然朴槿惠与崔太敏父女两代的关系是被投资者与投资者的关系,朴槿惠上台之日,就是对方开始回收投资利润之时 。崔太敏声称与她之间的“精神夫妻”关系,在其身后传承给其女儿崔顺实,比如为朴槿惠提供各种政策建议及国事咨询,为朴的政治生涯埋下了失败因由。

在美国,总统能够以政治任命方式给予支持者以利益回馈,但崔顺实家两代人对朴槿惠的马拉松投资,却没得到类似位置。不太清楚究竟是韩国缺乏这种制度通道,还是因为在竞选时朴崔关系就被反对者盯上,因而不便再做这种安排。但崔顺实不能在政府中任公职这点,却使得她的权力欲望只能通过两种途径满足,一是继续为朴槿惠出谋划策,二是借助朴槿惠的权势为自己谋利。目前被指责最多的谋利行为计有:被指深度介入了“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两大财团的成立和运营过程,并利用她与总统的亲密关系、经由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韩国财阀企业头目们的俱乐部)筹集到了高达900多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5亿)的资金。这两大财团被怀疑一方面是为了给朴槿惠筹备退休后的养老金,一方面则是崔顺实的个人提款机。其中的K体育财团还为崔顺实女儿郑某的马术训练和马术比赛提供赞助,而郑某正是以马术特长生的身份被梨花女子大学录取。

熟悉韩国政治的分析人士指出,该国政治运行名义上是政党,但实际上由政治人物的亲信操盘,具有“家臣政治”下人身依附的特点。一旦某一政治人物上台,其亲信就不可避免具有特殊地位和权势,这种特殊地位往往成为政商勾结的桥梁。这种特点在菲律宾等对腐败高度容忍的国度,很难导致总统倒台。但韩国对腐败现状的认识却处于一种奇特的撕裂状态:现实政治腐败成风,因为政客不腐败难以成事;但这种腐败经常成为党争中打击对手的必杀利器,从1948年至今,韩国共历16届、11任总统,结局只能以一个“惨”字概括,或客死他乡,或被人暗杀,或锒铛入狱,或身败名裂,或狼狈离场,几乎没有一位总统能全身而退。

对内,朴槿惠无法约束闺蜜的腐败行为,她与这个家族之间的关系早就不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长达几十年的利益共存关系,不可能未落下一点把柄在人手中;对外,她无法驾驭对青瓦台权力虎视眈眈的诸多政治反对势力。被撕成碎片抛洒一地,几乎就是这位女总统在南韩的宿命。

叶兵:委员代表谈松绑网络监管 多视为禁忌

March 15, 2017

两会直击:委员代表谈松绑网络监管 多视为禁忌
VOA最后更新: 2017年3月15日 05:42
--------------------------------------------------------------------------------
 
在北京一家网吧,电脑显示屏展示着必须正确使用网络的警方告示。

今年北京两会期间,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民进中央在两会上提交6个提案,其中引起不少媒体关注的是《关于改进和提高境外网站访问速度的提案》。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是民进中央第一副主席。他对媒体表示,目前在中国访问境外网站的速度越来越慢,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极为不利。

罗富和列举了境外网站访问速度慢的原因,其中包括国际出口带宽不够、网络供应商局限以及网络监管偏严等。

提案建议,精准管控,避免“一刀切”,对于非政治类网站,尤其专家学者、研究人员访问较多的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等网站,应全面放开,定期抽查。

而对于搜索引擎、信息类、技术类等中立性网站,提案建议对其中的部分敏感内容进行筛选,定期抽查,以提高境外互联网资源的利用率。

北京两会期间,罗富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网管实施的监管负面清单是不合适的。他说,他所代表的民主党派建议实施一些很精准的过滤或者监控,而不必屏蔽所有境外信息,至于政府是否采纳这些建议,将由政府根据各方面情况决定。

几个月前,曾主导设计修建中国防火长城的原中国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的网络监管技术足够精准,用户的感受就不会那么差。由于防火长城的建立和使用,中国的互联网无法与国际互联网畅通,实际上成为一个局域网。

近日,美国之音记者试图就相关问题向正在参加两会的十余名委员和代表提问。对于互联网是否应该放松监管方面的问题,多数受访者谨小慎微,或表示不了解情况,不敢“妄议”,或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或拒绝评论,唯恐避之不及。

但仍有几位科技教育文化界的政协委员谨慎表示,中国互联网的管制有必要有管理地放宽,以利于中外文化思想交流、学术研究与科技创新。

传播西方文化思想、反映普世价值的境外网站和有关中国政治的敏感信息和新闻,是当前中国当局的网络信息管控重点之一。

近几年来,中国境内一些网民和知识精英不时发出呼声,要求警惕互联网时代的新式闭关锁国,希望中国能够与世界同步,共享信息革命和互联网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极大便利。

海彦 政协 “濒危” 敢言委员批两高报告避讲法治

March 15, 2017

VOZ 2017年3月14日 22:09
--------------------------------------------------------------------------------
 
2017年3月3日下午政协大会结束后,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媒体人崔永元接受媒体采访。(艾伦拍摄


   香港 —  
被外界视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年度会议接近尾声,而政协会议已于周一闭幕。今年的两会据报比以往更加宁静和缺乏火花。不过,仍有几位敢言的政协委员在小组讨论发言中能讲真话、讲实话,成为仅存的“濒危人物”。

依法治国在哪里

香港明报星期二报道,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泓铭委员,近日在小组讨论最高法和最高检工作报告时,批评两高报告只字不提举世关注的“雷洋案”、改革派标杆性杂志“炎黄春秋案”和山东建筑大学教授因转发讽毛文章被逼退休的“邓相超案”,让人不知什么叫“依法治国”,只知内心受到严重伤害。

张泓铭发言表示,去年出现的3个案件,第一雷洋案,举世关注,人都打死了,检察院作不起诉决定。第二炎黄春秋案,两个法人之间为产权打官司,法院怎么都不立案,上告无门,第三山东的邓相超教授,受到一些人的围攻骚扰和人身辱骂,公安却视而不见。

张泓铭委员的这篇发言星期一通过另一位政协委员、天津财经大学近现代法研究中心主任侯欣一转发微信后,引发网民传阅和大赞。不过张泓铭本人则十分低调,只称知道有人将发言放上网,但不愿多谈。

明知无用而言之

另据星岛日报报道,几乎每年两会都有大胆谏言的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在今年小组会上表示,要特别关注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提出重新审视邓相超“因言获罪”的处理,为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鸣不平。

蒋洪委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山东省政协常委邓相超教授无非是在微博上对文革和之前毛泽东的一些不正确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就被政协和学校免职。这其实对国家造成非常大的损害,要求全国政协对山东省政协的处理重新审查。蒋洪强调,虽然明知没有什么结果,但还是要说出来。

已遭封杀仍倡言

此外,前央视“实话实说”栏目主持人崔永元,今年提交的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问责的提案被当局删除,随即他将提案发到网上,又导致微博帐户一度被封。崔永元还在微博上批评农业部两会新闻发布会“滥调重弹、谎话连篇”,引发舆论关注。

崔永元在与采访两会媒体交谈时表示,有必要改革两会,让公众对两会讨论议题有更多的参与。崔永元还批评新闻审查制度添乱帮倒忙。崔永元还表示,由于他敢言,当局两年前对他下了封杀令,不允许报道他的声音,扼杀他作为政协委员替民众说话的权利。

橡皮图章加花瓶

中国近代史学者、独立时评家章立凡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一向是“橡皮图章”和“花瓶”的两会,近年来越来越是一种形式,只是走过场,并以歌唱主旋律为中心,敢说话的人代和委员几乎绝迹。

章立凡:“他们(敢言者)可能都不连任了,反正我也不干了,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但不说白不说。”

记者:“能够敢说话的越来越少了,还不说前些年呢,您觉得呢?”

章立凡:“我觉得就是跟大环境有关,而且我看他们开会前都提示了,哪些哪些问题不能讲。我想可能也就不说了。毕竟多数人是要靠这个体制吃饭的。”

记者:“那这个两会不就更成了‘橡皮图章’和‘花瓶’了吗?”

章立凡:“对,对,肯定是这样,无非就是一种点缀呗。真正决策根本就不在他们,他们只是表示赞同。另外可能还有一点,开十九大,现在主旋律就是唱赞歌,为十八届的核心唱赞歌,这是最主要的任务。”

雷洋事件是北京昌平区便衣警察去年5月7日指称市民雷洋嫖娼,在拘捕和押解途中导致雷洋非正常死亡。雷洋事件引发举国关注和争议,多方证据指向警察暴力拘捕。但是去年底,丰台区检察院却以“犯罪情节轻微”为由,决定不起诉5名涉案警察,触发外界哗然。

中国改革派敢言杂志《炎黄春秋》,去年突遭挂靠单位中国艺研院强行人事改组,原报社人员多遭撤换。完全独立运作的原炎黄春秋的社方与官方接管人员就资产产生纠纷,并依法到法院起诉,但法院几次拒绝受理,引发外界关注。

此外,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去年底因微博转发讽毛文章而被毛粉围攻、指骂和抗议,被攻击为“反共反毛反华”。随后,邓相超遭当局先后免除省政府参事和政协常委,并被校方勒令停职检查、记过处分和强迫退休。

邓相超事件发生后,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北外副教授乔木、原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等自由派人士纷纷发文,对毛左和当局打压言论自由、大搞文革式围攻批斗的做法进行抗议和谴责。

安德烈:『夹边沟祭事』受访者遭骚扰 艾晓明呼吁不要害怕

March 15, 2017

法广发表时间 14-03-2017 更改时间 14-03-2017 发表时间 23:18

 

人吃人的夹边沟今何在?知识人艾晓明荒原寻踪。
 
广东中山大学退休教授艾晓明拍摄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近日在香港上映后引起轰动,但是当局却在调查她拍摄影片采访过的受害者家属。艾晓明发表公开信呼吁受访者不要害怕。“当局像遮掩文革一样遮掩反右”,有人在网上这样评述。
反右运动是世人公认的一起罪恶的历史事件,毛泽东1957年亲自发动,时任反右办公室主任邓小平亲自指挥,几百万知识分子被以莫须有的反党罪名或关入监狱,或流放偏远地区。反右运动七十年代末虽获评反,但因涉及整个体制,官方至今不愿意全面清算这一历史错误。

导演艾晓明采访了将近六十位当事人,影片描述1957年至1960年间,当局把3000多人送到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荒漠地带的夹边沟劳改,其中2000多人因虐待和饥饿死亡,仅有几百人幸存。有人描述当时的情景“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中国纪实作家杨贤惠早已出书描述这段历史,旅居美国的美学家高尔泰是夹边沟的幸存者,他最早出书揭露了夹边沟的罪恶。他的『寻找家园』一书,其中大量篇幅描述自己亲历的地狱般的残忍细节,引起强烈震撼。但『夹边沟祭事』纪录片被认为是“迄今唯一集体见证的影像记录”。有人看后表示:虽然早知道夹边沟,但看完影片,“超级震撼”。

艾晓明采访了几十名幸存者,遇难者子女以及当年的管教干部,试图还原历史。然而,做这件事引起中国公安系统的注意。艾晓明3月13日发公开信说,为『夹边沟祭事』一片已经第五次约谈,“今天我已无话可说,请古人代言”。

不仅她本人被公安多次约谈,还有公安人员去受访的遇难者子女家中,调查是否收到导演寄来的光碟。艾晓明痛指公安人员“你们调查,让年衰体弱当事人紧张不安,多少痛苦记忆浮现,又怎能没有后顾之忧,没有恐惧?” 作者不希望那些人因为接受她的采访而受到迫害,担惊受怕,活在恐惧中。

艾晓明呼吁受访者不要害怕,她将会把作品会赠给受访者,表示感谢、求教和纪念,“全是正大光明之事”。如果发生不测,“可以告诉我,我将委托律师并向有关方面申诉”。

艾晓明写到:“我去过夹边沟,我见过白骨被抛弃裸露荒野的样子。我还怕什么?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够不够让你们相信,夹边沟的故事是真实的而不是我所编造?!”作者质疑,现况和当年“反右”何其相似,“五七年所发生的不就是这样吗?然后就被妖魔化,被侮辱,审判,送夹边沟。”

艾晓明的公开信在社交网络广泛转发。

艾晓明说,“我在这创作中,经历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 我们被阻拦在夹边沟之外,不允许我们前往右派坟场祭奠遇难者。那段历史里彷佛有某种密码,但当权者不允许解码。我感到,如果这是秘密,不能公开讨论,那正说明, 威胁人们正常生活的力量依然存在。”

推友AV69写到:“看了《夹边沟祭事》的电影,右派们遭遇堪比、甚至超过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境地,只是没有焚烧炉存在,换成了茫茫戈壁。人间地狱,人性泯灭。可是它们仍旧还在……”

王冰认为;“夹边沟是中国的奥斯维辛,一个是种族灭绝,一个是政治灭绝…..发展下去,古拉格,夹边沟式的集中营一样会再现。奥斯维辛灭绝一样会出现,祷告吧,中国人!”

 

马云龙:恐怖的等待

March 10, 2017

如果你问我,比“恐怖降临”更恐怖的是什么?那我就告诉你,是“等待恐怖降临”的过程。

对此,我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人们经常把进监狱说成是“下地狱”,可是,在我的体验中,真正的地狱是进监狱前那一个月的日子。

1974年12月2日,是我30周岁的生日。那天,我最要好的朋友和同事,都是一起经过农场劳动、下乡插队的大学毕业生,如今又在长葛县城一个叫做“五七专科学校”的新建学校里当教师,共七八个人,到我家聚会。买了几斤肉,拎来两瓶酒,个个吃得满嘴流油,喝得面红耳赤。一开始,谈话还有个主题,回忆农村生活,分析政治形势,展望将来的出路,后来,就变成了插科打诨说笑话,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狂呼乱叫。最后,看到夜已深了,才摇摇晃晃地散伙了。这个生日过得热闹而又轻松快活。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是那段快乐生活的终结日。

过了两天,当我带着欢乐聚会的余兴到学校去上班时,突然发现周围的气氛变得诡异而神秘了。遇到的每个人,不是调头转弯分路而去,就是低头快步匆匆而过,平时最好的朋友见面也只是微微点头,然后把眼神转向别处。这是怎么了?真是见鬼了。

在厕所里遇到了北京大学毕业的校友翟发祥,他左盼右顾之后才和我说了话。“一句话也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他面目严峻,声音低沉,说完转身离去。

整整一天,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没人来访,没有声音,死一样沉寂。这真是反常,平时我这里总是全校最热闹的地方。外面的校园里也是一片寂静,听不到人声,只有呼啸的北风在屋檐上发出凄厉的鬼叫。

下班的时间到了,我走出校门,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终于,有一辆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在我身边停下,是物理教师张凤岐。他匆忙地递给我一张小纸条,然后一句话不说,径直走了。

纸条上写着:“晚八点整在化肥厂后的铁路旁见。”

冬季的晚八点,天已黑透了。化肥厂后的铁路边没有路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正在摸索着,忽然听到脚步声。有两个用帽子和围巾包裹得看不清面目的人走近了,一说话才知道,是张凤岐和数学教师任其亮。

他们带来的消息让我震惊:我的三个同事,数学教师张某,语文教师冯某和生物教师陈某,联名写了封举报信,检举了我的大量“反革命言论”。据说,举报信直送一位中央领导手中,现在,一个由省地县三级公安和宣传部门的几十个人组成的庞大专案组已进驻长葛。这几天正在日夜不停地传讯我周围的人,他们俩已分别被传讯过了。几年后我才知道当时被传讯过的多达几百人。我的同事、朋友、学生和认识的人几乎无一漏网。

传讯中提到哪些问题,这是我所关心的。他们说,到底有多少问题还不知道,但从已提到的问题来看,情况似乎“上纲上线”,相当严重。例如:

我曾经说过,对毛泽东也要“一分为二”,“毛泽东也有错误”——这是专案组重点追问的问题之一,上纲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我听了之后回答:“这个问题不要紧,我相信能解释得清。”我记得很清楚,这是在一次政治学习时发生的争论,有人说“一分为二”的理论不能用在毛泽东身上,他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什么错误,我不同意,因此发了一通议论。我不认为这就是“攻击”。

还有一条是“恶毒攻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我听后笑了起来——我们那所新建的学校,上马匆忙,设计草率。由于夹在方向并不垂直的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专用线之间,大门是斜的,进门后的路和院墙形成锐角,十分别扭。一次在地里劳动时,有人提议,为了解闷,大家来玩个“顺口溜联句”,一人一句,必须押韵。我就说了第一句:“专科学校,歪门斜道。”大家哈哈一笑,有人接着续下去:“公鸡学着母鸡叫……”这是真实的故事:学校要搞副业,由生物教师陈某(他是农学院兽医专业毕业)牵头养了100只鸡。结果死了99只,只剩下一只公鸡,还整天学着母鸡下蛋咯哒咯哒地乱叫。有人又续了一句:“任其亮学着女人尿……”这是现场发生的实景:当时任其亮要小便,懒得到几百米外的厕所去,又怕远处的女同志看到,于是就地蹲下来在庄稼中方便了……这个“顺口溜”一直续了十几句,当时逗得大家笑成一团,欢乐无比。这本来就是个玩笑,也成了“反动言论”了?岂不可笑……但是,在我被捕后接到的起诉书中,还真有这一条。因为那所学校的名字中有“五七”二字,我说的“歪门斜道”就被解释为对神圣的“五七指示”的直接攻击了。

前两条我并不十分在意,觉得可以解释清楚。但后面说的几条让我心里一沉——“攻击江青同志”。

“文化大革命”中,我有几次近距离观察江青的机会,感觉总是怪怪的。

一次是1966年7月26日晚,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到北京大学,在东操场接见全校学生。当时我坐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地方,第一次见到这位神秘的“第一夫人”。江青在大会上的讲话让我大吃一惊,她突然脱离批判“工作组”的主题,把矛头指向在中文系比我高两个年级的张少华(后来以“邵华”的名字闻名),说张少华和她母亲张文秋都是坏人,她们“霸占”了毛泽东有病的二儿子毛岸青。江青边哭边尖叫着说:“我们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儿媳妇’!”这一幕让在场的上万人都惊呆了。我后来曾在一些朋友中间说起过这件事,并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这哪像个党的领导人啊,简直像个家庭妇女,把婆媳争端拿到大庭广众中哭诉,真有损她自己和毛泽东的形象……

还有一次,1967年9月下旬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庆游行的预备会,我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座位在主席台上江青后面约两米的地方,所以看得十分清楚。全场的人都到齐了,只等江青的到来。她姗姗来迟,落座后接过李讷(北大历史系学生)递来的书包,从中拿出几个药瓶,在桌子上一字摆开。然后,从每个药瓶中分别倒出一些药片,端起茶杯,在聚光灯下,用很夸张的动作,当着全场几千人的面,一仰头把药吃下……后来,我在和朋友聊天时,多次说起过对这个场景的真实感受:“真不愧是演员出身,好像是在用动作告诉大家:你们看,我是在带病坚持工作啊!”

我没想到,这些在私密场合的谈话竟然都进入了专案组的调查范围。那时,全国正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江青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正红得发紫。“攻击江青”可是个足以杀头的罪名啊,我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夜黑天寒,又怕被人看见,我们只说了十几分钟,就匆匆散去。这是在我被捕前和同事惟一的一次私下见面。在被捕后的第一次审讯中,这次会面被当成了追问的重点——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在荒凉的旷野和如漆的黑暗中他们是如何实施监视的。

地狱般的日子就此开始了。

明明心里如滚油煎熬,但我还要装出没事一样,早晨起来照常到马路上去跑步,回来照常到院中结冰的水管下去冷水浴,吃了早饭照常去上班,到了办公室虽然没有人来说话,但我还要装作备课的样子……

这期间,还有一次照例举行的“政治学习”,但是气氛和往常迥异。全校教师都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发言,所有的人都铁着脸不说话,气氛十分紧张压抑。只有校长兼支部书记周福楼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政治学习时,我一直主张大家要畅所欲言,不能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但是,说话也要认真严肃,不能随心所欲,信口胡说……”

这些话,像是在指责什么,又像是在辩解什么。他面目憔悴,两眼浮肿,内心似乎十分痛苦。我注意到,在他说话时,大家都没有表情,只有那三个举报者在活跃地互相交换着眼色。后来才知道,头天晚上,他也被传讯了,当时因为替我辩护,他受到了严厉的斥责。过了不久,他被撤职了,这次讲话也被当成“包庇反革命分子”的证据。

单位的气氛是这样,回到家里,我也不敢说话——因为我当时住在妻子的单位县中学里,宿舍是五开间的大教室分隔改造的,房梁以下用土坯隔开,而房梁以上是通透的,河南人叫“透山墙”。我家西邻是检举人之一陈某一家,而东邻是县公安局的政保股长一家,我像“肉夹馍”一样被夹在中间。那个房子一点也不隔音,邻居家筷子掉在地上都听得清清楚楚,说话就像在一个屋里一样,真的是“隔墙有耳”。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凑近妻子耳边,悄悄地把坏消息告诉了她。她吓坏了,但不敢出声,只是无声地落泪。从此,我们家里没有了声音,有事都用纸写,看完了马上就烧掉。

每天早晨离家时,妻子都要久久地站在窗前,直到看不到我的影子。古人有句诗云“上床与衣履相别”,说的是生命无常,谁知睡下还能不能再起来。我这是把每次离家都当成生离死别,谁知道这一走还能不能回来呢?每天回到家,两人都要长长地出一口气:又熬过了一天!

最难过的是夜里。无眠的长夜似乎长得没有尽头。又不能说话,只得打开灯翻书。但是书上的字在眼睛里跳来跳去,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于是,拿起笔纸来和妻子“笔谈”起来:

“跑吧。”
“往哪里跑?这年头跑到哪里还不是抓回来?再说,监视得这么严,大概出不了县城就抓住了……”
“申诉和解释去。”
“找谁去说?人家没找你,你见了人家怎么说?——人家问你: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消息了?你怎么回答……”
“不知道哪天会抓起来,不知道会关多久……”

经过几夜无声的“长谈”,我对“后事”做了如下安排:

我被捕后,如果长期不能回来了,就请妻子提出离婚——我不能让她和女儿长期生活在“反革命家属”这个可怕的大帽子的阴影下;我自己会尽最大力量为自己辩护,但我也知道,在那时这样做怕是用处不大,如果真的没有希望了,就自我了断。我不能像畜生一样任人宰割或终生在铁窗下消磨。为此,我还让妻子上街买来两片单面剃须刀,分别藏到皮鞋的后跟里,她垂泪无言地按我的要求办了……

床头的马蹄表滴答滴答地响着,一个个长夜就这样过去了。

1975年的元旦到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惨淡的新年。妻子默默地包了几十个饺子,煮熟后,二人相对,无言地吃下。吃完后我跑到屋外,又都吐了。长期的神经紧张和连续的无眠之夜已超出了身体所能耐受的极限,胃里像火一样刺痛……

我开始不断地祈祷:让该来的早日到来吧!

后来,我在牢房里看到过临终的死刑犯,非常理解他们在听到死亡判决后,为何有人会无望地要求“快一点执行吧!”等待死亡是比死亡本身更可怕的折磨。

这一天终于等来了:1975年1月10日上午,我来到学校后,孤零零地僵坐在办公室中。忽然有人叫门,是范副校长。他回避着我的眼睛,说:“你到会议室来一趟。”

我跟着他走进会议室。一进门,就看到里面有四个穿警服的人。一个面孔黧黑的矮胖子厉声宣布:“我们奉命对你实行刑事拘留。”然后让我在拘留证上签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许昌地区公安局的预审科长于某。四年零九天以后,向我宣布释放决定的也是他。

一个高个子警察给我戴上手铐,又用绳索捆住我双臂。我抬头一看,这人我认识:三年前在农村插队时,村里出现了反革命标语“打倒毛泽东,保卫刘少奇”,他曾去破案,还从插队学生中调我去帮助鉴别字迹呢……

被绳索牵着,我走出了会议室。校园里没有一个人,但路过的每个窗户里都有熟悉的面孔在张望。惟一来和我告别的是传达室的老杨头,平时我总好进传达室去和他聊天。当我们一行走过时,他呆立在大门口,轻轻地对我挥了挥手,眼睛里似乎闪动着泪光……

看守所离那所“五七”学校只有三里多路,而我家住的县中在看守所对面,只有几百米远。我被牵着走进看守所大门时,清晰地听到县中的大喇叭响起来:“紧急通知:全体教职员工到会议室集合……”我知道,这个紧急会议肯定和我的事有关。又想到,此刻那边怕是正按照常例在抄家呢……

办完例行的入监手续后,又跨过两道武装警戒的大门,我就进到冰冷的监房里了。

很奇怪,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点也没紧张。铁门关上后,我才觉浑身无力,就席地而卧,几分钟后即进入了梦乡,这是一个月来第一次如此深沉的睡眠……

□ 原载《南方周末》2012年3月23日

据《华夏文摘增刊》第一〇六九期,2017年3月5日由华新民发表。

政治学家莫瑞谈美国(龚小夏)

March 7, 2017

VOA2017年3月7日 龚小夏

2016年的选举结果显示出一个分裂的美国。调查显示,白人选票58%投给了唐纳德·川普,只有37%投给希拉里·克林顿。88%的黑人支持克林顿,川普只得到8%。妇女选票54%给了克林顿,42%给了川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查尔斯·莫瑞是研究社会变迁的权威。他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分崩离析》中,探讨了美国社会在全球化大环境下出现的深刻的变化。美国之音记者在选举前对莫瑞博士进行了深入的专访。这个专访分七个部分播出。

 

(1):文化隔阂与无业男性

问:谢谢您接受这次采访。我长期以来都在阅读您写的书。您在2012年出版的新书《分崩离析:美国白人状况五十年(1960-2010)来的恶化》。书中对这次2016年选举做了预测。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劳工阶层在揭竿而起。他们很多人都投票支持川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在书中谈到了文化隔阂。能否进一步阐述这个国家面临的政治隔阂?

答:让我们先谈文化隔阂,因为我认为文化隔阂很重要。我所说的文化隔阂是,美国过去50年中产生了阶级,这与我们过去熟悉的社会阶层不同。这一直是美国的骄傲,因为美国没有阶级。我们有人钱多,有人钱少,但在个人尊严和人类价值方面我们一律平等。美国的上层人物也总试图遵循这个传统。他们会说,‘嘿,我就是大众的一员。我在农村长大,父亲是工厂工人。现在我成功了,但与普通美国人没什么不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有一个群体,我称其为新的上流阶层,他们很在意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上好的学校,有时是顶尖学府。他们挣很多钱。即使不挣很多钱,也与品位与嗜好相近的人为邻。那种品位和嗜好与高等教育息息相关。现如今,美国的劳工阶层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如果你是男人,你会上班,或者正在找工作,因为就业绝对重要。现在的白人劳工阶层,有很多男人没有工作,也不找工作。他们靠女朋友生活,靠残疾救济过活。此类文化隔阂过去没有出现过。

问:你在书中提到的文化隔阂,很多工薪阶层的男子甚至结不起婚。你的一位同事前些时候就男子无业问题做了一个报告,很令人震惊。所以当你看到这个问题时,你认为这会对无业男人产生怎样的精神或社会影响?

答:无业男子一般混得不好。我这里不是谈论经济收入,而是涉及精神和心理层面。因为有男子必须工作的传统,有男人必须养家的传统。这种意识很深,甚至深植我们的基因。所以当有男子没有结婚,不养家,也不工作,吸毒问题就比其他人严重,也会酗酒。他们总是会触犯法律。过去有一种说法,叫婚姻使男人开化,我认为很有道理。就业与责任也会使男人开化。男人不开化,举止就不良。所以美国一个社会群体现在很令人头痛。男子回避美国社会,这里也有女性的问题。

问:回避社会,是不是指不去教堂,或者不想履行公民义务?他们做什么?

答:他们花很多时间打电玩,靠喝酒和毒品度日。他们在电视机前也坐很久。就是这么简单。他们虚度人生,毫无意义。而女人不工作,就很不同。我是指没有正式工作,不用上班。女人平时很忙,每天都忙,不仅养孩子,还参与当地学校的工作,参与教会的工作和各种慈善活动,女人的确很忙。这种状况美国与其他地区都有长期的传统。她们在积累社会资本。她们虽然没有正式工作,但很努力。男人就没有这样的传统。男人的传统是,有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工作,每周工作40小时以上。这就确立了男人的职责。

问:你是说这些男人丧失了自尊,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

答:我认为这些男人既丧失了自尊,又失去了目标感。他们十分消沉。想一想以下这种情况。上世纪60年代,如果你是男人,有份体面的工作,在工厂上班,养家糊口。你有三个孩子,供养他们成长。你在社区就有地位,就会得到尊敬。你就是个不错的男人,会被承认。你也可以对自己说,要不是我,我的妻子孩子就会挨饿,就会流离失所。我在这个家中举足轻重。再想想今天。一个男人已经有几个孩子了,可是没有结婚。因为现如今很多人都不结婚。而女人却有工作,挣得也比男人多,尽管这些男人也有工作。现如今,有孩子的已婚男子不再有优越感。所以,如果你的工作枯燥无味,你不喜欢,挣钱也不多,你无法让自己得到安慰。你无法再说,我在养活我的妻子和孩子,他们不可能没有我。这话你说不出口。你无法再说你已经取得任何意义上的成功。这是过去50-60年中发生的一个很大变化。


(2):民众愤怒与社会分层变化

问:我其实遇到过不少这样的男子,尤其是在我参与社区工作的时候。这种变化如何才能转变为政治力量,特别对2016年的选举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发现欧洲的情况也一样。我们看到了英国脱欧。川普在美国坐大。你是怎样看待这些变化的?如果你是失业男子,你是否就应该倒霉?政府是否应该提供更多的帮助?更多的政府介入,更多的社会福利?

答:我认为2016年美国政治产生的效应并不主要源于复杂的政策议题,而是民众感觉管理这个国家的精英们瞧不起他们。他们不尊重我。他们认为我蠢。他们不在乎我。他们自己却在发大财,住豪宅,买豪车。我对此感到愤怒。我的工钱过去三十年中没有提升,他们的工资却扶摇直上。我对此愤怒,发疯。他们还让很多低技能的移民进入这个国家,抢我们的饭碗,要价却不高。我对此也感到愤怒。所以我认为,对上层社会现在存在着强烈的愤恨,这助长了川普的崛起。如果不是川普本人,也会有其他人崛起。但川普在很多方面并非这股运动的最佳领袖,因为他与愤怒的工薪阶层毫无共通之处。但我认为这些人愿意接受任何武器,接纳任何愿意与他们站在一起、并为他们的失望、怨恨和不满而摇旗呐喊的人。

问:我记得戴维.布鲁克斯在《天堂里的布波族》一书中罗列了许多男人。这些人很富有,但不属于布波族。第一个就是唐纳德.川普。川普是如何给这些人带来希望的?

答:按照戴维.布鲁克斯的定义,川普不属于布波族。也就是说,川普并不在意布波族很在乎的想法。川普对教育并不感兴趣,不喜欢谈论思想,也不喜欢阅读。新的上流阶层很多人一般都十分喜欢的东西,川普都不感兴趣。对新的上流阶层而言,川普的很多习性过于粗俗。川普家里的家具过于奢华,镀金过多,吊灯过大。他的座机涂有川普的名字,而你如果属于新的上流阶层,又拥有私人飞机,你肯定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印在飞机上。对上流阶层而言,唐纳德.川普是个外人;对工薪阶层而言,川普同样是外人。

问:我今年到25、26个州进行了采访,试图弄清美国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我在华尔街采访了一些现在是银行家的从前的政客。他们对工人阶层的苦难无动于衷,这让我很吃惊。

问:这些人现在年入数百万美元。我对他们说,你开始是个政客,现却在华尔街发财。你是否认为选民的愤怒正是对你而发?他们说,这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无法改变。你对此怎么看?

答:一个人如果从前是政客,然后转到华尔街发财,又认为这很正常,那他就是对那些终日劳作、挣钱又不多的普通民众公开表达一种轻蔑。他在说,对你们这类人而言,有一套规则;对我这样的人而言,还有另一套规则,让我们发财。我的发财手段,不是提供一种民众愿意购买的服务,而是疏通政治脉络,通过高端的金融手段发财,普通美国人是不明白这其中的运作的。我能理解美国的工薪阶层为什么厌恶政客向商人的转化,厌恶这些人的谈吐。这是非常自然的反应。尽管我不认识,可就是瞧不起他。

 

(3):全球化与社会分裂

问:让我吃惊的另一件事是,在我调查期间,我始终都发现,这个国家的上层社会,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个人品位和金融利益,都与国际商界有更紧密的连接。所以,如果你是一位国际银行家,你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积累财富的方式都与北京、上海、莫斯科、开罗和迪拜的国际银行家们没什么两样。他们与普通民众没什么共通之处。他们在国际层面倒是有更多的共同点。这很令人吃惊。我想听听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美国上流社会与其他国家的上流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点,这很新鲜。我是说,美国过去只在纽约和波士顿才有一个很小的精英阶层具有国际视野。他们会去伦敦旅行,参加欧洲旅行团。他们是美国普罗大众的很小一部分。有钱有势的美国人过去首先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几代人以来,这些美国人都以自己在乡村长大为荣,以自己曾经是工薪阶层为荣,以曾经是中产阶级为荣。这是我们的传统。现在不是了。一个人如果在公司上班,这家公司又从事生产的话,这家公司很可能就是一家跨国企业,他的同事朋友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公司主管很可能就是外国人,公司美国负责人很可能出自中产阶级,也只熟悉中产阶级的生活。这是一个从普通美国民众中分离出来的新的上流社会,他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上流社会有共同语言,在这个国家处于孤立状态。

问:我想听听你的评论的一个想法是,我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进行了研究,发现那里的上层社会都赞同全球化。我了解中国,也回中国多次进行调查。你发现所有银行家、金融人士、上流社会和环保团体都抱成了团,把资本输送到需要的地方。他们都远远脱离了国民和工薪阶层。这是我看到的。中国的情况也一样。企业方面,很多企业都去了越南和非洲等地。工人们十分愤怒。中东也同样如此。我认为这是伊斯兰国组织崛起的部分原因。坦率地说,这让我想起了在延安的共产党人。你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一场革命吗?

答:这些并不等于革命。我不认为这代表革命。我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开始走出过去的美国。美国独特之处,在于其公民文化。让我举个自身的例子。我生长在艾奥瓦州的牛顿,1万5千人,从前是生产洗衣机的美泰克公司总部。那是一家大企业,但公司设在艾奥瓦州的牛顿,公司高管办公楼的对面就是工厂。公司总裁弗莱德.美泰克的家离我只隔两条街。我父亲也从事管理,但是在中层,不是高管。美泰克先生的邻居是县里的警长,老婆教授钢琴。所以,美泰克一家与当地有很多往来。他们建造了一座公园,提供奖学金,为工厂的烟囱安装过滤系统,确保城镇不受排烟的困扰。他们是赚钱,可很多都用于城镇生活的改善。这并不特别,美国很多地区都有相似的经历。现在这些都消失了。上流社会与普通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已经出现了脱节。


(4):民粹运动与政党政治
 
问:文化上多元但却趋同的美国现在已经逐渐消失了。在那以前,我们有安德鲁.杰克逊式的革命,让大多数美国男人都投身政治。你认为安德鲁.杰克逊式的革命今年形成趋势了吗?会让已经对政治不抱希望的很多人重新参与政治吗?

答:支持唐纳德.川普的人是否会真正出来投票,这很值得观察,因为这部分人很多都不积极投票。如果他们真的站出来投川普的票,那就是一种信号,明年的美国政治会与以往不同。共和党可能会被彻底改变,可能会朝更杰克逊式的政党发展,恢复过去的民粹。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今年的变化,这种新的民粹运动,会让美国政治版图在未来的12年中发生我们无法预计的变化。理由是,不光是共和党内有严重的内部分裂。现在很多民主党人都还记得大家踊跃投票,支持桑德斯。很多桑德斯的支持者其实与川普的支持者差不多,都是民粹分子。选举过后,情况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将迎来美国政治的新时期。但是我的水晶球现在很模糊,无法告知更多的情况。

问:但这种新时期,我们过去有过一党体制,两党体制,你认为我们将会迎来第三党体制?

答:我认为第三党体制不太可能。理由是机率不超过50%,但确实机率很高,可能有33%。因为像我这种不可能投票支持川普的人的确存在,因为我任何的政治观点,他都不具备。我是个自由派,叫我古典自由派或者非传统的保守派,都可以。但这些川普都不具备。与此同时,很多立场温和的民主党人都喜欢自由经营,热爱自由,热爱机会。而民主党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朝改良的立场迈进,离他们远去了。所以在我看来,会有两个派翼出现。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是民主党,两只党翼都失去了棲身之处。说不定会结成某种联盟。

 

(5):社会生活与宗教

问:说起这些,我记得很多年前阅读你的大作《节节败退》。如果我没记错,你在书中指责福利体制、福利社会损害了少数族裔和贫困社区的利益,特别是非洲裔美国社区的利益。这么多年过来了,这些人即使数量没有增加,也还是支持民主党。你为什么这样认为?

答:共和党人从来没有发出他们能够发出的明确的令人信服的信息。应该发出强有力的信息,即你最需要的,是有更多的能力去管理自己的生活。民主党给你的,是阻止你采取措施,改善你和孩子的生活。他们提出了有效的说法。你能想起有任何一位共和党人传递了这样有效的信息吗?位居高层的共和党人,几乎没有任何人传递了这样有效的信息。

问:我采访过很多共和党领袖。他们的利益都与上层社会相连,与下层社会无关。我认为,如果审视他们的所作所为,当选的方式,你会自然想到他们不太在乎那些社区。你谈到过美国公民生活的丧失,我觉得那应该开始于60年代。我当时在中国,很年轻。如果你去观察一下1930年代与1940年代,看看那时候的非洲裔美国人的社区,你就能发现公民生活非常活跃,而且在上升。但是如果看看1965年之后实行的社会政策和那以后的社区,就能发现公民生活大幅度下降。数年前我倒南卡罗莱纳的贫穷社区去过一趟,发现那里完全没有公民生活。甚至连教堂也没有。我非常吃惊。你认为美国社区的公民生活为什么会如此滑坡?

答:这与婚姻肯定有关。当一个社区的主体不再是有孩子的已婚夫妇时,公民生活就会消失,或者至少变弱。回想一下,人们为了孩子未来能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之中,会采取所有措施改善所在的社区。这些活动还取决于婚姻,特别是对男子而言。因为有孩子的已婚男人,会执教棒球队,会出席家长会。夫人们可会驱使他们出席家长会,他们也会去。这些男人参加教会活动,参加当地的公民俱乐部。单亲父亲、未婚父亲,就不会这样做。家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部分是由于福利体系,低收入妇女就可以不靠男人养孩子。这是很大的变化。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性革命,诞生了避孕药。性生活比过去空前活跃。性革命意味着,如果你是男人,你用不着结婚就可以享受性爱。一场完美风暴随之降临。你既有福利体系,又有性革命,两者结合就让婚姻对男人的吸引力极大降低,在某种程度上对女性的吸引力也有所降低,因为女性不再那么需要依靠男人了。所以说,婚姻一旦减少,公民文化肯定四分五裂。

问:宗教。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90%说他们信教。现在不到70%。我不能说这是一种滑坡,但是宗教活动却有下降。这与公民活动的减少有什么关联?

答:宗教参与的下降对公民文化会带来很大的依赖性的影响,因为社会学家们说,社会资本很多来自宗教。罗伯特.帕特南撰写的名著《独自打保龄球》估算,慈善活动几乎一半具有宗教的性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活动下降是社会资本减少的原因。宗教活动为什么下降呢? 部分原因是文化因素,但也与家庭结构的改变有关。宗教活动很多是为了给孩子做个榜样。即使父母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虔诚,他们还是会参加教会,礼拜天都会去教堂。父母去教堂,孩子就会上主日学。父母觉得主日学道德观念很强,对孩子有好处。话又说回来,这还是和婚姻有关,已婚父母更容易这样做,带孩子的未婚父母这样做就不那么容易。

问:从某种角度来说,你作为学者,可能会是政治不正确运动的教父。我记得我的教授丹尼尔.贝尔过去评论过,说那很了不起。

答:丹尼尔.贝尔从不掩饰自己。

问:他是我的老师。

答:你很幸运。

 

(6):政治正确与学术自由

问:当他的学生很幸运。所以你认为美国人,我对宗教活动的下降和公民活动与婚姻的减少很有兴趣。所有这些活动下降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与政治正确有关?在多大程度上与你必须这样想,你不能这么想,你不能批评他有关?这些在多大程度上与这些活动的下滑有关?

答:我认为政治正确产生的各种危害无法计量。首先它严重败坏了大学系统。我是指,我们的大学没有发挥思想公开交流的应有的功能。但设想一下未婚母亲产下儿童带来的问题,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你如果试图公开谈论这个问题,你绝对会被称为种族主义者,因为很多这样的问题出自非洲裔美国家庭。现在白人家庭也发生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你还是会被称为种族主义分子,说你指责生孩子的单亲女性,妖魔化单亲女性。无论你怎样努力解释,说我们是在关心儿童,关心如何养育儿童,也无济于事。了解这些以及背后的原因很重要,因为不这样做,你就不会有解决方法。但你不能公开谈论这些问题的任何内容。或者说,很多人觉得不能谈论。因为他们不愿被指责,不愿充当坏人。政治正确扼杀了我们对广泛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

问:我刚来美国,以从前是中国政治犯的身份谈话时,也有这种感觉。我为话太多而坐了一年牢。但我们与我1987年我离开时的中国相比,你不能谈的东西反而更多。我生长在独裁统治之下,对此非常震惊。我也教书。我那时在哈佛教一节课。我把上世纪70年代的学生与现在的学生相比,感到有这么多的东西他们都不能够讨论。 如果你有这样的权力,你认为应该怎样解决美国高教体制面临的问题?

答:我认为教授们因该增加点胆量。终身教职的教授就更不应该不畅所欲言。他们不会被开除,因为有终身教职。很多教授们自律,我认为这些人根本就是智力上的胆小鬼。你怎么改变呢?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能改变他们。这就是说,很多政治正确现在都把种族主义作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社会观念,把性别作为广为接受的社会概念。这些都是空洞的东西。他们会说,如果我们有适当的社会项目,儿童就会改变。他们不考虑继承性,不考虑让人产生变化的能力有限。未来很多年中,当我们对基因有了更多的了解,对脑神经科学及其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我知道这会让所有观众吃惊,但你就会发现,在很多重要方面,男性和女性其实真的不同,意大利人与瑞士人就是不同,苏格兰爱尔兰人与中国人就是不同。这不是说谁优谁劣,但性格、社会行为和其他领域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我们不用对此感到害怕。我们过去就害怕讨论此类问题。但始终抱着正统的政治观念不放,将来会越来越难,因为这种正统观念在很多方面来说都是愚蠢的智力行为。

问:你谈到了大学。我想补充一点,因为我在这方面有经验。你有终身教职体系,有终身教职轨道,你如果不走正路,你就不会受雇。你不能发表东西。你在很多方面都不能受雇。我哈佛的一些同学就不走正路,受雇就遇到了麻烦。

答:我们大学中的社会学科和人类学科就是一团糟。他们在学术上不再有激情。他们不再寻求真理。文学、音乐或者视觉艺术中存在的卓越标准,他们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们抛弃了世界上的部分宝藏,因为作者是已故的白人男子。真实一团糟。唯一的希望是,大学教授们开始担忧自己的智商。我就智商问题写过一本书,我可以告诉你,那些过去说智商无法衡量所有事情的教授们,其实对自己的智商十分担忧。一名教授最不可能做的事情,就是说愚蠢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艺术与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很多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立场都会变得十分愚蠢。我认为,当大家都知道你的论点在科学上站不住脚时,你会感到很没面子。这种窘迫感最终会让以政治正确为己任的人能够更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

 

(7):美国社会重新组合
    
问:我其实想举一个例子。几年前占领华尔街活动期间,我去采访了某些占领者。一位大概30多岁的男子对我说,我在纽约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但到星巴克都没法找到工作。我问他毕业论文写了什么?他说是写西班牙裔中的同性恋与变性人。我问他没有找到工作的原因。他说学校教的都是些没用的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不到学校去抗议,而是在华尔街抗议?他想了一会儿,说你是对的。我是作为社会学家讲这些话的,我的同僚97%都是左派。向您这样的人很少。

答:我不是社会学家。

问:你是政治学家。还是关于这次选举。美国社会正在进行重新的组合。你是否觉得公民社会有希望复苏?

答:除非新上流社会出现某种道德的觉醒,否则公民社会不会复苏。我认为新上流社会的成员必须审视自身,看看自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还珍惜尊严等价和人身平等价值等美国传统?他们是否还非常珍惜美国的公民社会?因为对公民社会而言,还有相当多的残留温情。我希望新上流阶层能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扪心自问:我现在的人生是否对此有帮助?我的孩子们将来怎么办?我现在的生活是否会帮助我的孩子们成为传统意义上的良民?当我提出这些问题时,好消息是很多听我讲话的新上流社会的成员都点头称是,特别是当我提到孩子们的未来时。他们养育孩子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孩子们对美国人的根本价值一无所知?很多人对此十分担忧。所以这是我唯一的希望。新上流社会如果能够出现某种伟大的觉醒,让他们重新融入这个国家。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不是很大。

问:你如果审视目前的城市生活,坦率地说,你看不出正在发生这种觉醒。

答:不要低估民众现在拥有的过去没有的新的选择。我住在离华盛顿特区60英里的一个小镇,只有150人。我写书。我在家中办公室干所有的事。我想和华盛顿的朋友相聚时,就开车去华盛顿和他们共进晚餐。可是我在那里生活很快乐。那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小镇。我深深参与真正美国人的生活。我同事也充分享受新上流社会的很多品位与嗜好。两者不可能彻底兼顾。我还想对新上流社会的成员们说,你用不着非要生活在纽约上城的东区、华盛顿的乔治城、或者硅谷的阿瑟顿。你不用非住在这些地方、与只与你相近的人为邻不可。你可以既不脱离美国生活,又可以在一些很好的地区住下来,买个好房子,拥有一部好车和很棒的朋友。所以还是有选择。问题是人们会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问: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美国的制造业会重新复苏?

答:我们未来几十年面临的就业问题十分严峻,可能会是我们要面对的首要问题,那就是很多很多的工作会消失。人人都听说过无人驾驶的汽车或者卡车。美国大约四百万人靠开车过活。未来10到15年,这些开车的工作可能消失。还不止这些。大量白领工作也会消失,原因是,经过几年的徘徊,人工智能终于实现了当初的设计。现在很多薪水不错的白领工作将会被软件取代。所以说,好像我们现在面对麻烦还不够多,未来的就业市场又可能迎来一场革命,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应对。

问:我也看到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你谈到了革命性的状态。我经历过革命,也研究过革命。革命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往往是上层社会成员。上层社会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个问题,引发警觉呢?

答:上层社会往后值得担忧的问题很多,他们既可能是一场革命的牺牲品,又可能创造了一种四不像的社会,与他们自己或者父母曾经热爱的美国社会大相径庭。

问:非常感谢。

黎安友: 中国中产阶级谜题

March 5, 2017
本文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2015年10月在“塞缪尔?李普塞特世界民主讲座”(Seymour Martin Lipset Lecture on Democracy in the World)上演讲的讲稿。李普塞特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他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探讨民主的发生与存在条件。黎安友教授演讲的英文版发表于《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2016年4月号,总第27期。中译文首发于《中国战略分析》2017年第1期,2017年1月15日。

我个人从没有跟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见过面;我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李普塞特写过一篇自传体文章——《稳定的工作:一篇学术回忆录》,里面回顾了他在1943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经过。我看到觉得非常有趣。他说他当时在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的社会学系拿到了一个教职,而那个教职要求受聘者必须得是在册研究生。因为哥伦比亚大学离那只有1英里远,下个坡再上个坡就到了,所以他就去了哥伦比亚大学。[1]我心想,今天要是选择一个研究生项目也像那么简单就好了。

作为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和年轻讲师,李普塞特当时是跟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这样奠定了现代政治社会学基础的学术巨匠一起工作的。等到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研究生院的时候,李普塞特的著作已经成为我们博士资格考试的必读书了。现在,我作为一个资深的学者,会抱怨学生们不去读本学科的经典著作。但李普塞特在1960年出版的《政治人》是个例外,大家都会去读。特别有影响的是他在1959年发表的文章《民主的一些必要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收在这本书中作为一章,题为《经济发展与民主》(“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这篇文章讨论了他的一个经典命题:“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它就越可能维持(sustain)民主制度”。[2]李普塞特(讲明是在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和韦伯的影响下)提出:经济发展会扩大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会支持民主。

关于如何准确地理解这一理论,已经有了很多争论,[3]但在此领域内并未达成共识。针对这个问题,我坚持认为:第一,中产阶级会更倾向于选择民主。如果民主已经存在,他们会支持民主;如果民主尚不存在,他们会希望得到它(虽然并不一定会采取行动)。这种支持民主的倾向,既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比如中产阶级希望有法治来保障他们的财产所有权),也出于文化价值的原因(比如独立的经济地位和受教育机会会带来独立个体的自尊和对思想、言论自由的偏好)。然而,第二,中产阶级的存在不一定能够导致走向民主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还要取决于其他阶级的立场、体制内权力的平衡状况和不可预知的危机的出现。第三,尽管李普塞特那篇1959年发表的文章所考察的例子都来自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的西方世界、拉丁美洲和欧洲以外的英语国家,但其论断的逻辑一定(也已经被证明)适用于世界的其他地区和中产阶级发展的之后的时段。

在这种语境下,中国中产阶级的情况就似乎成了一个谜题。在有些时候,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呼唤民主的:1989年民主运动蔓延至300多个城市,不仅学生而且所有类型的城市居民都卷入其中;在反对兴建垃圾焚化厂和化工厂的邻僻运动中;在抵制假冒伪劣商品、环境污染事件和2015年8月发生的天津化学品仓库爆炸这样的灾难的抗议中;在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女权主义者和为了扩展在公民社会中活动空间的其他团体的抗争中。

基于这些例子,很多学者(包括西方的和中国的)预测,随着中产阶级的增长,它会给政府施加更多自由化的压力。[4]西方对中国的“接触”(engagement)政策也部分地基于这个预期。希望这种接触会培育出一个中产阶级,而这个中产阶级会推进民主。

然而,大多数时间,中国中产阶级的行为并不符合这样的预期。在遭遇和当局的冲突时,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成员,都尽量避免挑战体制。他们会采取规劝(remonstration)的策略,声明他们对体制规则和政策的忠诚,只批评低层级官员的执行问题。

在众多的调查中,中产阶层的受访者都对中国的威权体制表现出高度的支持。最近,天津市公布,民众对政府、共产党、法院和警察的信任度超过80%。在狄忠蒲(Bruce J. Dickson)近期的调查中,他发现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平均达到了7.59(尺度为0—10),城市居民和收入有所改善者表现出对中央政府更高的支持度。陈杰的调查和访谈(见他的2013年出版的《没有民主的中产阶级》[A Middle Class Without Democracy ])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中国的中产阶级广泛地认同体制,而且比其他社会阶层更不赞同民主制度,说明中产阶级在近期不可能成为民主化的推动者。[5]

所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中国是个“例外”吗?(“例外论”是李普塞特教授另外一个最常谈论的话题,当然他是指美国而非中国)就中国中产阶级不同于其他国家中产阶级的表现来说,是否真的存在“中国模式”呢?事实上,李普塞特这种关注历史和社会学背景的方法对研究中国问题是非常奏效的,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状况确实在很多重要方面不同于李普塞特研究的那些国家,所以它们的表现也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

 

在中国,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

 

在我们分析中产阶级的状况之前,我们需要先搞清楚我们到底在谈论谁。并不是所有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都属于李普塞特所说的中产阶级。比如,2008年的亚洲晴雨表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在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全部人口(包括城市和农村)中抽样,请受访者回答自己在一个从最低到最高的10个社会地位层级种处在哪个位置,结果有 58.2%的受访者将自己定位在中间位置,也就是5到7。如果我们考虑到77.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家庭的经济状况比几年前更好,这种调查结果就可以理解了。比如,当一个工人有能力寄钱回农村帮助她的家庭盖起一座瓦房而且能购买一辆摩托车的时候,她有理由认为自己已经上升为中产阶级。但我们不会认为她是李普塞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用收入来界定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一个好方法。中国人的收入的变化太快,以至于一个收入群体无法稳定成一个可定义的阶级。(而且,很多中国家庭有非常多样的收入来源,以至于他们无法准确的说出他们到底挣了多少钱,有的人即使能也不愿意这么做。)仅仅以收入来界定的话,2005年就有超过8亿中国人可以算作中产阶级,大概是总人口的57%。[6]

但这并不是我们要探究的、根据李普塞特的理论应该支持民主的那个中产阶级。李普赛特在解释中产阶级支持民主的偏好时,是将农村小地主、城市小商人和白领独立专业人士作为他当时研究的中产阶级所处的典型社会地位。他们占有物质财富和一定的技能与尊严,这样他们就有了免于专制政府剥夺的需求,也有了对表达自己诉求的权利的需求。

结果,中国的社会学家在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的时候,(可能受到李普塞特理论的影响)也将人们的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有趣的是,他们拒绝使用“阶级”[class]这个词,因为它在马克思主义中与剥削和阶级斗争相联系,而剥削和阶级斗争在今天的“和谐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他们就使用“阶层”[stratum]这个词来代替李普塞特所说的“阶级”。)

在中国,最广泛使用的社会阶层分类方法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故的社会学家陆学艺及其同事建立的。他们区分了10种职业群体,从高层次的国家和企业领导者(高于中产阶级)到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者(低于中产阶级)。中间阶层则指的是“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工资及薪金,具有谋取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和相当水准的家庭消费与休闲生活能力,在工作中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并且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群体。[7]他们包括在党政机关和企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白领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

 

中国的中产阶级究竟有何不同?

 

中国中产阶级与李普塞特界定的中产阶级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中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要小得多。陆学艺和他的同事在1999年估算中产阶级占了总人口的14.1%;陆学艺在之后的一次采访中说,到2008年这个数字会增长为22%—23%。[8]其他的学者也给出了相似的数据。虽然李普塞特并没有明确说他研究的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应占多大比重,但他提出了一个“钻石型”的社会结构,其中间部分占的比重是最大的。相反,中国社会学家却在抱怨中国社会是“金字塔型”的:一个较小的中产阶级被极小的上层阶级和庞大的下层阶级挤在中间。中产阶级占据了一个有特权的社会岛(privileged social island)——具体而言就是生活在目前城市中非常普遍的“住宅小区”(gated communities)之中。中产阶级的成员会害怕,在一个多数人统治的社会,他们必须服从于下层阶级的利益。

第二明显的不同在于职业的本质。中国的中产阶级主要由公务员、国企员工和属于国家或由国家控制的大学、医院、媒体等机构的员工组成。年轻一代更喜欢这样的工作是因为它们能支付体面的薪水,更有保障,而且会比多数私营部门提供更多的附加利益。有野心的年轻人努力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党员身份在几乎每个领域都是产生影响力和成功的关键。

很遗憾,对于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直接或间接受雇于党和国家,我没有掌握任何确切的数字。一项对三个大城市的调查显示,60%的中产阶级调查对象受雇于国家机关,而这一因素与对民主的支持程度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9]大多数的医生为国有医院工作,大多数的作家为官方的作家协会写作。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表面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被国家监控。唯一拥有较多独立从业者的行业是艺术和建筑,但是其中多数人还要靠国家的委托或订单来挣钱。独立的企业主仅仅占了中产阶级的一小部分,而且他们也要依靠与官方的密切关系来 “搞定”他们的生意。简而言之,这是个依附性的(dependent)中产阶级,而不是独立的(independent)。

这一点很值得再深入探讨。社会学家卢奇·托姆巴(Luigi Tomba)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始自1990年代的住房改革。这一改革严重地偏向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职工。那些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在毛时代就拥有大多数房产,然后将这些房产租给了他们的职工。在住房改革中,政府和国有企业职工通过以下三个渠道用很小的代价就成为了房产的拥有者:一是现有的单位住宅私有化;二是单位建造新的住宅,并以补贴过的价格卖给员工;第三是单位为员工购买商品房补贴贷款或购房款。这些以很低的代价拿到房子的职工,通常可以之后在商品房市场以高价将其卖出。结果就是,这些公务部门的职工“在今天成为了所谓的‘有房阶级’(propertied class)”。[10]政府雇员同时还比其他领域的员工享有更好的医疗保险、养老基金和(近年来)更高的工资增长速度。

第三个中国中产阶级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新”。李普塞特的中产阶级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作为一个不寻常的阶级在17世纪出现。它与现代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一起成长,而且拥有被广泛认同且具合法地位的身份。相反,严格地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在1979年之前并不存在。共产革命之前存在的一个小规模的中产阶级在1950年代就被彻底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罗卡(Jean-Louis Rocca)所说的过着朴素生活、受少数党内精英领导的“一支多层级工人的军队”(an army of stratified workers)。[11]

中产阶级在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重新出现,直到1990年代经济起飞后才得到迅速发展。2012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购买力平价)达到了1980年的40倍;城市居民从1978年占总人口的20%增长到2012年的52%;高校招生人数从1990年的200万增长到2005年的1700万。[12]这种急速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目前的大多数中产阶级是这个阶级的第一代成员,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父辈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周遭生活的也是与他类似的、有着全新社会身份的人。即使在有两代人的中产阶级家庭,代际之间的文化差异也往往非常明显。

很难想象如此快速的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让个人和他们的社会环境迷失方向。这些住在城市小区中的人正处在一个形成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某种程度上是通过有意识地效仿他们所理解的西方消费习惯来实现的。对成熟的中产阶级来说,财富是走向政治参与的刺激因素;而对新的中产阶级来说,政治参与会分散注意力。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未形成共同的认知和利益,更不用说对社会财富的稳定信念,而正是这种信念会促使更多的成熟中产阶级有信心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最后一点不同是他们的社团生活(associational life)。西方中产阶级丰富的社交生活是李普塞特所讨论的重要主题之一。在《稳定的工作》中,李普塞特写道:“[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是个政治上极其活跃的地区,虽然仅有80万人口,但当地社区组织和政府就提供了至少12.5万个就业岗位。当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我开始对这个[公民社会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敏感起来。”[13]他实际上要指出的是,学校和图书馆的董事会、集体管理的谷仓、福利社以及其他托克维尔意义上的“社团”——而非正式的政治组织——才是有效的政治参与的训练场。

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这样的社团生活。政府将那些有可能与自上而下的青年、女性和工人“群众组织”竞争的组织都列为非法。它允许一些职业组织(而非群众组织)去致力于关注环境问题,却极力阻止地方上的环境抗议。政府还打压独立媒体的兴起,并控制互联网。它允许小规模的志愿者组织在公共健康、环境保护、教育改革和赈灾等领域开展工作,但将其严格限制在提供服务,不允许涉及政策主张。[14]

政府通过认可五大宗教并对它们的人员、财产和活动进行控制来寻求对宗教生活的控制。独立的宗教组织只能在地下运行,并尽可能地避免同当局接触。政府偶尔会容忍某些地方性的、旨在反对歧视或维护女性权益的公民社会组织,比如像益仁平和新公民运动(现在已经被镇压了)。2015年,当局围捕了超过两百名维权律师与相关员工,使他们勇敢地利用法律体系来维护各种弱势群体利益的小小努力走向终结。

城市社区没有与(被中共严密控制的)农村选举相类似的选举。被视为“自治”机构的社区和居民委员会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组织、由政府雇员操控、须承担诸多任务的。这些任务包括向居民传达政府的政策信息、协助进行户籍管理和执行计划生育、开展卫生大扫除和调解纠纷。如托姆巴所说,社区与居民委员会的预设功能之一就是让中产阶级居民觉得自己比下层社会的人群更“文明”、有更高的“素质”,并为作为社会和谐与政治服从的典型而感到自豪。关于这种委员会,芮杰明(Benjamin Read)写道:“它们不仅是安全机关建立的监视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帮助国家根据监控信息来采取行动,并时不时地作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来介入。”[15]

目前最活跃的中产阶级社团生活平台也许要算代表房屋所有者对抗地产公司和物业公司的业主委员会了。这些微型社团的利益必须限制在居民小区层面的事务,而且它们一般情况下只跟私营的地产公司(而不是跟政府部门)进行谈判,而且地产公司也通常由地方政府管理、受党的监督、要代表国家执行计划生育和宣传工作。虽然可能对一些当地领袖来说,业主委员会可以作为公民组织和行动的学校,但这种与物业公司针对合约遵守情况和生活条件问题的斗争无法升级到对抗现有政治秩序的阶级利益层面。

 

他们在悄悄地想着什么?

 

虽然与李普塞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同,中国的中产阶级也真的具有一些他定义的、与支持民主有关的重要特征。中国中产阶级的成员确实拥有一些财产,他们希望政府通过法治来保护其财产;他们有稳定的工作,这就给他们一种过有尊严生活的期待;他们接受了教育,就有了去探索世界和独立思考的工具。他们已经通过消费、电视、电影、互联网、旅游和留学被西方的价值深深影响了。

确切地说,尽管有社交媒体的兴起,中国大多数中产阶级仍然主要从被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媒体获取信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会重点强调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和北非的混乱;也会用伊朗的稳定来对比伊拉克在政府被西方推翻后的糟糕状况;还会着力报道西方经济的危机和缓慢增长。政府的宣传还会拒斥“西方民主”、赞颂据称更真实和文化上更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但这种宣传还是会让观众对民主的概念产生亲近感。那些有渠道获得外界信息或去国外旅行过的人会更倾向于赞同西方价值观,也更常批评中国的体制。[16]因此,我们有理由去探究:在这个脆弱又有依附性的新阶级可理解的政治谨慎背后,他们究竟在悄悄地想着什么?

2008年的亚洲晴雨表调查的结果给了我们一些线索。我们可以将调查对象中的中产阶级界定为那些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认为他们的家庭收入可以满足其基本需求并且还有一定储蓄的城市居民。照这个标准,有效抽样中的14.2%可被视作中产阶级。[17]这些财务宽裕、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与非中产的受访者相比更有可能表达对现有政治运作方式的不满(29.7%对18.9%),[18]也更可能支持一系列抽象的、像分权和司法独立这样的自由民主价值(46.2%对24.7%)。[19]

当年轻一代加入中产阶级行列而老的退出时,这种态度就变得更加明显。确实,由于中、高等教育在中国的迅速普及,中产阶级比其余的中国人要更年轻。在亚洲晴雨表调查中,中产阶级调查对象里18至29岁的人占到了29.5%,而在非中产的调查对象中这一比例仅为18.5%。中产阶级的年轻成员比更年长的成员更有可能表达对现有政治运作方式的不满(34%对27.9%),也更赞同自由民主价值(50.4%对44.5%)。[20]

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的政治学者张伟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写成了一本很有见地的书,在书中他提出警告:中产阶级有疏离倾向。不同于陆学艺和其他顶尖社会学家(根据中产阶级的受教育情况、社会特权和更高的“素质”)认为中产阶级会是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力量的观点,张伟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沉默、冷漠和疏离的:

政治疏离是被动的政治冷漠,相对于通常的政治冷漠,政治疏离并不稳定。更直接一点,政治疏离本身就是一种期望张力,是政治期望没有得到释放的隐性状态。封闭的政治秩序可以压抑政治参与的热情,同时也可能为未来政治参与热情积累着力量……一旦政治疏离显性化为政治参与,其对政治秩序的压力可能比通常的政治参与更加剧烈。[21]

这种分析听起来很真实。我见过的中国中产阶级(当然不是有代表性的样本)会觉得在政治上被封锁。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对这种情况作为回应。有一些成为异议分子;这些人的确存在,而且他们很英勇。这里的问题是他们的人数为什么这么少。还有一些中产阶级选择了移民。这样的人有很多;但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他们还是占很小的比例。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可以归类为其他的四种群体。

最大的一个群体可能是在政治上麻木的(the politically anesthetized)。我的印象是这种情况在中产阶级的第二代中尤其普遍。因为年轻,他们对1989年没有什么记忆,对文化大革命更是不了解。他们在一个强调事业和消费的环境中长大。他们明白政治是不能碰的东西,大家心照不宣。一种对这个群体的夸张描述可以在中国大受欢迎的电影系列《小时代》中看到,其中漂亮、富有的上海年轻人只能忙于应付他们的衣服和爱情。[22]

第二个群体是接受者(acceptors)。[23]我曾见过这样的年轻学者,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刘晓波,也对1989年的事情不感兴趣。其中有一些是“政治思想辅导员”,他们在努力地教导他们的学生要忠诚。我从跟他们的交谈中得到的感受是:他们喜欢他们所在的中国,中国的体制就是这样,体制的真相就是他们准备接受的真相。即使中国保持威权体制,他们的生活还是比生活在毛时代的上两代人更自由、更好了。因此,如史天健所说,虽然亚洲晴雨表调查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是中国很需要而且适合中国的,但他们同时也认为中国的体制已经很民主了(0—10的尺度中有7.22)[24]

第三个群体是改良派(ameliorators)。他们看到了体制的弊端,但也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看到了进步。他们相信,通过教育、写作或者法律工作,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推动未来的进步。如果一个人相信这种进步能够实现,那它当然值得去为之努力。

最后一个群体,也许可以被叫做疏离者(the alienated)。这样的人可能在年纪更大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级成员中比较普遍。他们对体制没有幻想,但还没有准备好冒着很大的风险投入到反对运动中,也没准备好放弃他们的优势地位和资源去到国外过一种比较没有权势的生活。如果他们能设计出一个完美的世界,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但目前,这些人会继续他们现有的生活。

所有这四个群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现实主义者,我也因此而尊重他们。1989年的民主运动能够发生的部分原因就是当时初生的中产阶级感觉到新的繁荣收到了通货膨胀和贪污腐败的威胁。这就给了一部分中产阶级表达他们对政治制度的担忧的机会。然而今天,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腐败在受到威慑和调查,体制对控制权力表现得很坚决。中国的中产阶级知道,现在并不是挑战威权政治体制的好时机。我认为,这些考虑导致了在本文开头描述的那些有点令人困惑的调查结果。

但是,我愿意用另外一个“A”开头的词来描述那些决定生活在他们既有现实中的人的共同特征:他们是焦虑的(anxious)。中国中产阶级缺少的是一种安全感。经济上,除了一小部分人富裕到可以将资产转移到海外,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增长还是要依托于一个不透明的官僚体系的管理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并不清晰的未来将经历风险很大的变化。每一次的经济放缓都感觉像是可能来临的灾难的预兆。政治上,中产阶级被夹在中间。上面是执政党,它正在经历着一场以反腐运动为形式的、诡谲而又危险的斗争。下面是大量的工人和农民,他们被认为是不文明的,在强压着不满的怒火。而且在中产阶级看来,他们和下层阶级的利益是互相对立的。

这就是那些陷在不稳定的现实中的人的矛盾心理。这也是现在的体制看起来非常害怕中产阶级的原因,尽管这个阶级表达出对其很高的支持度。习近平的体制已经在试着采取措施震慑中产阶级,既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和起草关于网络安全和国外公民社会组织的法律,也通过镇压维权律师、增强意识形态统一的要求和创建一种看起来像新极权主义的体制。施加在“和谐社会”之上的压力在之前的胡锦涛时期就在持续加压,而且一些有限的、小规模公民社会活动空间的开放也转变为更高压和威胁性的政策。这些措施看似阻止了中产阶级去挑战政权,但也付出了增加其焦虑感的代价。

 

文化特殊论?

 

是不是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在文化上是特殊的呢?确实有一些论调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在政治上比较顺从是因为中国人对和谐与集体主义价值的偏爱。我同意,不同的文化都是独特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的混合(中国和美国的文化都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就像史天健已经指出的,在过去的儒家社会中,重视集体利益和等级制度的观念确实相对来说更强一些。[25]

但是,我们在这里应该再一次遵循李普塞特的引导。他在几本书中写到的对美国例外论深入观察都强调:制度根源,而不是文化因素致使美国具有缺少强有力的社会主义运动、种族分裂和右翼极端主义时常复兴的特性。[26]这种论断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也同样成立:这种态度是对今天中国从过去继承的制度现实(一党制、国家控制经济、庞大工人和农民阶级的持续存在)的反应。许多其他后发展国家的经济都遵循了相似的制度路径,而且他们的中产阶级也相似地在他们更为壮大之前呈现不活跃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点都不特殊。

但中国正在改变。中国的中产阶级将面对怎样的未来呢?虽然李普塞特提醒过说,社会科学家并不擅长预测未来,我们可能还是要冒险做一些猜测。[27]只要中国的经济继续以目前的水平(据称是7%,但更准确的数字可能是5%左右)增长,而且政治制度保持稳定,中产阶级就会进一步扩张。对民主的前景来说,这种剧情发展的意义是绝不是单向的。中国的社会学家希望持续的繁荣能够减少社会冲突,也希望追求稳定的中产阶级会继续支持现有政权。另一方面,如果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变得越来越自由化,即使他们会继续忍受一个持续带来繁荣的政权,他们对政治疏离感也会增长。

虽然政权内部的一个派系自上而下地实施民主转型不太可能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应该可以期待,只要其过程不扰乱社会和平和经济稳定,中产阶级会欢迎这种尝试。一旦这个政权像1989年那样看起来要走向分裂,中产阶级可能会再一次在政治上觉醒并基于其深埋已久的不满而行动起来。[28]但即使照着这样的剧情发展,我们也不能指望中产阶级会成为民主化的决定性力量,除非它以某种方式克服了与其他阶级的文化和社会隔绝,又或者它经历了一定的过程终于成为了中国“钻石型”社会结构中规模最大的阶级。

然而,如果经济增长停滞,或者现政权开始左转(可能性很小)并侵害中产阶级的利益,中产阶级的安宁生活就会受到威胁。城市的生活方式会难以为继,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会找不到好工作。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李普塞特没有说中产阶级会永远支持民主。李普塞特在另一篇著名的文章《“法西斯主义”——左、中、右》(“‘Fascism’—Left, Right, and Center”)里告诉我们,当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安全程度降低,他们有可能会支持某种形式的极端主义。[29]在中国,这种极端主义很可能产生自仇外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正是政府一直作为支撑其合法的一种资源来推广的。为了表达这种民族主义的愤怒,中产阶级可能会指责政府叛国或者软弱,而这将推动政权往更为专制的方向发展。

这两种对未来的假设都充满风险,也正是这种想法让中国的中产阶级继续保持今天的状态。中产阶级真正担心的是经济、军事危机,或者触发秩序崩溃的内部权力斗争。对这种危机的担忧也解释了,为什么中产阶级在持续拥抱自由价值的同时,仍然支持一个威权体制。

作者:黎安友 译者: 陈万龙

(黎安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陈万龙:中国大陆社会学者。)

[1] Seymour Martin Lipset, “Steady Work: An Academic Memoi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 (1996): 7.

[2]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expanded and updated 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31.

[3] 对于这个理论争议及其在中国的适用状况的文献综述,见Jie Chen and Chunlong Lu,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The Middle Class’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4 (September 2011): 705–19.

[4] 就此问题的英文学术研究的综述,见Bruce Dickson, The Dictator’s Dilemm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ategy for Surviv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中文学术研究的综述,见 Cheng Li, “Chinese Scholarship on the Middle Class: From Social Stratification to Political Potential,” in Li, ed.,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55–83.

[5] Tianjian Shi, “China: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in Yun-han Chu et al., eds.,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229; Dickson, appendix to Dictator’s Dilemma; Jie Chen, A Middle Class Without Democracy: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6] 基于一个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即在2005年每人每天消费支出在2到20美元之间(购买力平价)。按照此定义,可以算出在2005年中国有超过8亿人属于中产阶级。这个算法根据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10 (August 2010), 5, www.adb.org/publications/key-indicators-asia-and-pacific-2010.

[7] 陆学艺(Lu Xueyi)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Research report on social strata in contemporary China),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52。

[8] 见《独家专访陆学艺:中产阶级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 “Lu Xueyi Exclusive Interview: Middle Class Grew by One Percentage Point per Year” ),新华网,2009年8月1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8/17/content_11894452.htm 。

[9] Chen and Lu,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713–14. 这项研究是在北京、成都和西安进行的。

[10] Luigi Tomba, The Government Next Door: Neighborhoo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104.

[11] Jean-Louis Rocca, A Sociology of Modern China, trans. Gregory Elliot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6.

[12] 关于收入,见: http://knoema.com/pjeqzh/gdp-per-capita-by-country-1980-2014?country=China;关于城市化,见: World Bank and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rban China: Toward Efficient,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4), 3; 关于高校招生,见: Jing Lin and Xiaoyan Sun,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China’s Middle Class,” in Li, ed.,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222.

[13] Lipset, “Steady Work,” 9.

[14] Jessica C. Teets, Civil Society Under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Mode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5] Benjamin L. Read, Roots of the State: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in Beijing and Taipe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07.

[16] Haifeng Huang,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and Domestic Evaluations in a Changing Society: The Case of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9 (August 2015): 613–34.

[17] 用这种方法界定的中产阶级比之前在这篇文章中引用的社会学家们界定的超过20%的比例要小。没有直接的方法去比较这两个群体,但考虑到亚洲晴雨表调查定义的中产阶级比将其界定为更大群体的那个中产阶级更城市化、更富裕,我们使用这个数据应该是比较恰当的。

[18] 亚洲晴雨表调查提出的问题是:“你对民主在你们国家运作的情况有多满意?”问题是为跨国家的调查设计的,而且因为所有的亚洲政府都声称它们是民主国家,我们也可以相信这种大体上对政治制度的满意度评分。要比较的话,参见Jonas Linde and Joakim Ekman,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 Note on a Frequently Used Indicator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2 (May 2003): 391–408.

[19] 这些是在亚洲晴雨表调查列出的7项“自由民主价值”中至少支持4项的人所占的比例。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和对亚洲与非亚洲国家的比较得出的,关于更现代化的人口持有更自由的价值观这一模式的普适性的调查结果,见Christian Welzel, “The Asian Values Thesis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the World Values Survey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 (April 2011): 1–31.

[20] 关于对亚洲和中国青年人态度的类似调查结果,见Yun-han Chu and Bridget Welsh, “Millennials and East Asia’s Democratic Fu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26 (April 2015): 151–64, and Min-hua Huang, Yun-han Chu, and Cao Yongrong, “China: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on Democratic Attitudes,” in David Denemark, Robert Mattes, and Richard G. Niemi, eds., Growing Up Democratic: 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Authoritarian Societie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forthcoming).

[21]张伟(Zhang Wei),《冲突与变数: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政治分析》(Conflict and uncertainty: political analysis of the middle stratum in Chinese society),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06—407。

[22] 见 www.youtube.com/watch?v=q61X3zfBE8g.

[23] 这种分析可以参照:Eva Bellin, “The Dog That Didn’t Bark:The Political Complacence of 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with Illustrations from the Middle East),” in Julian Go, ed.,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vol. 21 (Bingley, U.K.: Emerald, 2010), 125–41; Kellee S. Tsai, “Capitalists Without a Class: Political Diversity Amo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8 (November 2005): 1130–58; Teresa Wright,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 Tianjian Shi,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95. 这些数据来自2003年亚洲晴雨表调查的中国调查。

[25] Shi, Cultural Logic. 然而,史天健会同意李普塞特的观点:文化和价值会被社会结构和制度逐渐地塑造。

[26] Seymour Martin Lipset with Earl Raab,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 Right-Wing Extremism in America, 1790–197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W.W. Norton, 1996), Lipset with Gary Marks, 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W.W. Norton, 2000).

[27] Seymour Martin Lipset, “Predicting the Future: The Limits of Social Science,” in Consensus and Conflict: Essay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85), 329–60, orig. in Lipset, ed., The Third Century: America as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9), 1–35.

[28] Andrew J. Nathan, “Foreseeing the Unforeseeable,” Journal of Democracy 24 (January 2013): 20–25.

[29] In Lipset, Political Man, ch. 5.

 

本文首发于《中国战略分析》季刊2017年第1期,链接见http://zhanlve.org/?p=225
 
据《纵览中国》网站2017年3月2日发布的文本转发。

政协副主席呼吁访问外网需提速引海内外关注

March 5, 2017

中国政协副主席呼吁访问外网提速之论被删

VOA 2017年3月5日 丁力
--------------------------------------------------------------------------------
 
2015年9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华盛顿州期间与脸书公司创始人扎克伯格交谈,中国互联网大总管鲁炜在一旁笑脸相陪。至今脸书仍然被拒于中国国门之外。


   华盛顿 —  
中国官网“中国网”最近曾介绍中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关于改进和提高境外网站访问速度的提案》,引起外界注意,但这篇报道 “见光死”,在“中国网”上被删除了。不过一些转载的网站还没有删除。

罗富和是中国所谓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民进”的中央第一副主席。根据中国网3月2日的报道,罗富和表示,目前在中国境内访问境外网站有越来越慢之势,这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造成极大影响,应通过增加国际网络出口宽带及设置境外网站访问权限负面清单等方式提高访问速度。

防火长城风沙暗,网民外访幽怨多

罗富和举例说,访问联合国粮农组织或很多国外大学网站都很慢,打开一个网页至少需要10-20秒,有的国外大学网站需要半小时以上才能打开;很多国内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为了科研需要都要购买翻墙软件。有的留学生回国探亲期间就因无法打开自己在国外就读的大学网站而无法完成相关表格的网上填报;有的在华工作的专家学者需要利用周末或假期去香港等地访问境外网站查询资料;在华企业也不满访问外网过慢。

罗富和主张全面放开非政治类网站,定期抽查;对于搜索引擎,对其中的部分敏感内容进行筛选,以提高境外互联网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力争实现负面清单精准到网页,做到对同一个网站不同内容的精准管控,区别对待。

同时,罗富和也建议设置境外网站负面清单,对于与中国法规相抵触的网站内容,列入负面清单予以屏蔽。

但话音刚落,为时不久,罗富和的主张也进入有关当局的负面清单予以屏蔽了。目前还不清楚这是中国网的自选动作还是上级的指定动作。

中国网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领导,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管理的中国重点新闻网站。

美贸易专家建议在WTO起诉中国网络防火墙

今年1月,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在报告中建议,美国总统应该指派美国贸易代表(USTR)准备在WTO对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提出全面诉讼。

巴菲尔德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顾问,对世贸组织规则有深入研究。巴菲尔德提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在2016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中认定,“中国对跨境互联网通信的过滤对外国供应商造成了严重负担。”

巴菲尔德说,全球流量排名前25名的网站中有8家网站在中国被禁,其中包括谷歌、脸书、推特和YouTube。他认为这些禁令具有歧视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特征。

报告提到,中国国内的信息技术市场规模达3450亿美元,并且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政协副主席:网络封锁有悖开放发展理念
日期 04.03.2017 作者雨涵/任琛(美联社等)


严密的网络长城不仅屏蔽了政治敏感内容,也给中国科研人员登陆境外学术网站、搜索专业内容造成困难。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日前批评了这一现象,不过他并没有要求全面解禁,而是建议设立“负面清单”,有选择地封锁。

 
(德国之声中文网)日前,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目前中国境内访问境外网站的速度有愈加缓慢的趋势,这将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等方面造成极大的影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作为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罗富和,在公开的场合对敏感的政策提出批评,类似的表态在中国实属罕见。

"改进和提高境外网站访问速度"是民进中央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的重点提案之一。罗富和指出,有些研究人员靠买翻墙软件到域外去检索,完成自己的科研任务,这个不正常。民进中央调研发现,有的留学生回国探亲期间就因无法打开自己在国外就读的大学网站而无法完成相关表格的网上填报;有的在华工作的专家学者需要利用周末或假期去香港等地访问境外网站查询所需研究资料。

 
全国政协会议正在京召开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还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系统论述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开放发展是重要内容之一。但目前访问境外网站愈加缓慢,科研人员科研准确性、时效性无法从源头上得到保证问题,却与开放发展理念有悖。对此,民进中央在相关提案中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增加国际网络出口带宽,鼓励运营商更加注重计算机终端网速提升,以及设置境外网站访问权限的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有选择地封锁

对于所谓"负面清单",民进中央的具体建议是,对于与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的网站内容,列入负面清单予以严格监管并屏蔽,禁止访问;对于非政治类网站,特别是科研人员访问最多的境外大学和科研院所等网站,予以全面放开;对于中立性网站,比如搜索引擎、信息类、技术类等,对其中的部分敏感内容进行筛选。

包括"中国网"、"中青在线"在内的多家官方媒体都对罗富和的这一表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道。不过德国之声记者在新浪微博上并未搜寻到与此相关的网友评论。在官方设立的网络议政平台"议库"上,有网友评论道:"中国进入信息化已经这么多年了,应该让网民和全球更亲密接触,只要把信息安全和等级限制做好相信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还有人写道:"是不是可以期待墙开了,可以上脸书了。"

中国政府设立的"网络长城"对很多政治敏感内容进行屏蔽,不少境外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在中国境内也被封锁。但是,这样的网络管制也使得不少在中国境内浏览外国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网站非常困难。同时也有不少科研人员抱怨,在专业内容的搜索方面,百度等中国自己的搜索引擎远远不如谷歌好用。此外,"维基百科"(Wikipedia)中文版在中国境内也处于被封锁状态。

此前欧盟商会也对中国的网络管制多次提出批评。根据商会的问卷调查,大多数在华经营业务的欧洲企业都认为,网络封锁给他们的业务发展造成了限制。尤其是中国政府不断升级"网络防火墙",导致原本不少在华欧洲商务人士用来绕过封锁墙的VPN等代理服务器也都受到了严重干扰。今年1月,中国工信部就发布整顿通知,宣布各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企业不经批准,不得自建或租用含虚拟专用网络VPN在内的专线开展跨境经营活动。

"确保所有人都能平等分享数字红利"

通过VPN,在中国的电脑或手机用户使用特制软件可获得加密链接,从而浏览通常在中国大陆境内被屏蔽的外国网站,包括社交平台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视频网站YouTube,使用谷歌公司提供的网页搜索、邮箱等服务,还可以浏览各种海外媒体网站。

外交部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指出国家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不断拉大。该战略文件主张进一步推动实现"公平合理普遍的互联网接入、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化、互联网语言的多样性",加强中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网络安全和信息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确保所有人都能平等分享数字红利"。

View older posts »